刘元春:中国大概率会在2025年到2027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

发布于 2022-12-3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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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元春(上海财经大学校长)

60s要点速读:

1、我们团队预测,到2025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13700美元,到2027年人均GDP达将到15700美元。预计高收入国家门槛值每年增加200美金,到2025年,高收入国家门槛值将在1.4万美金左右的水平。因此,中国大概率会在2025年到2027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。

2、未来五年是突破修昔底德陷阱危险期,也是扭转不平衡、不对称博弈的关键期。2015年,中国GDP达到美国GDP的60%,中美大国冲突竞争全面拉开帷幕;2019年中国GDP达到美国GDP的66.8%;2020年达到70%;2021年达到创历史新高的76.1%。

正文:

首先,未来五年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五年。 2021年,中国人均GDP 为12551美元,距离高收入国家门槛值——1.3万美元只差500美元。因此,只要中国经济增速稳定地比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快零点几个百分点,就能够在2025年到2027年的阶段稳定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。

我们团队预测,到2025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13700美元,到2027年人均GDP达将到15700美元。预计高收入国家门槛值每年增加200美金,到2025年,高收入国家门槛值将在1.4万美金左右的水平。因此,中国大概率会在2025年到2027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。

按照最新公布和今年预测的数据,疫情三年平均增长速度在4.7%,与我们原来所假设的5.5%有很大差异。尤其是在2035年,要达到初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,按不变价格计算,GDP增量和人均GDP再翻一番。那么,2020-2035年中国平均增长速度要达到4.83%,在“十四五”期间以及2022年-2027年这个时间段,平均增速要达到5.5%左右。明年GDP增长速度能否超过5.5%,同时到2024年、2025年能否达到5.5%-6%的增速,考验的实际是整个经济发展的模式和动能。

发展经济学高度重视中等收入陷阱,因为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是一个国家经济制度更为成熟、经济运行体系更为稳定、经济增长动能更为常态化的标志。相反,如果没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,经济发展、社会发展与政治生态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就不会出现,就会出现像拉美那样危机和兴衰的交替现象。

第二,未来五年是突破修昔底德陷阱危险期,也是扭转不平衡、不对称博弈的关键期。 2015年,中国GDP达到美国GDP的60%,中美大国冲突竞争全面拉开帷幕;2019年中国GDP达到美国GDP的66.8%;2020年达到70%;2021年达到创历史新高的76.1%。平均来看,2015年-2019年,中国占美国GDP比重每年提升1.4个百分点;过去三年每年提升4.6个百分点,是一个加速赶超的过程。

2022年前三季度中国占美国GDP的比重回落了差不多9个百分点,仅为68.3%,因为中国实际增速从2021年的8.4%回落到今年的3.2%左右(名义增长速度6%左右),而美国今年的实际增长速度在2%点多,但名义增长速度是9.0%。也就是说,美国今年名义GDP增速超过中国三个百分点,再加上到目前为止人民币贬值8.8%左右。由此来看,未来中美之间的博弈不会一马平川,中美之间GDP的总量也不是简单的直线上升,其中会有曲折。当然我们坚信,到明年,中国占美国GDP比重会全面回升,预计明年中国GDP增长速度会达到5.5%左右。多个国际团队预测美国明年GDP增长速度基本在0.8%的水平。按照这样的预测,假设人民币币值稳定,明年中国会达到美国GDP的73%;如果人民币对美元升值5%,该比重会重新回到76%的水平。

一般认为,85%是大国博弈的一条分界线。一旦新兴崛起的大国GDP超过守成大国的85%,大国博弈基本上就从不对称的博弈转换成对称博弈,新兴大国将迫使守成大国从传统的单边霸凌模式,向共荣状态进行转变。而这个阶段恰恰是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擦枪走火的高发期,也是一个危险期。

预计2022年-2027年,中国GDP将从美国GDP的70%左右上升到85%左右,这将是冲突高发的核心的阶段。如果中国在这几年能够扛住美国的各种压制,将会在2027年、2028年左右全面迫使美国战略的调整。今年10月,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对于中美经济形势的新的评估认为,按现行汇价测算,2028年左右中国GDP总量有可能超越美国GDP总量。他们也确定,未来十年是中美博弈,特别是美国遏制中国的窗口期。

第三,未来五年是突破李约瑟之迷,“卡脖子”问题全面突破的关键期。 中国在一些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的布局上,并非是从中兴事件和华为事件后开始的,2002年中国提出新型工业化道路,2009年国家系统制定新型战略性产业规划,2012年全面出台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,2015年制定中国智造2025年规划。这二十年完成了一个初步的技术进步周期。未来几年将是一个对科学技术的可行性、产业的可行性、市场的可行性的大检验期。在美国进行产业链、供应链全面布局之后,国内大循环是否还能够高效运转,在未来几年可能会得到全面检验。

第四,未来几年是全面以实体经济发展,以高端制造业发展为核心的关键期,也就是学术上讲的突破鲍莫尔成本病的关键时期。 随着一国GDP不断扩大,财富不断积累,非贸易品和一些传统的服务业的成本上升,大量的劳动和资源要向服务业这些劳动效率更低下的部门集聚,从而导致生产效率下降,同时伴随着非贸易品的快速提升和贸易品产业的空心化、泡沫化的现象出现。因此,如何在战略制定上突破鲍莫尔成本病就显得非常重要。

大国崛起首先要建立适应新形势的、新的激励相融体系。二是我们能够集众智来形成真正的战略,能够处理国内与国际,国有与民营,地方与政府,实体与虚拟之间的几大战略关系。这恰恰需要我们在一些关键领域进行改革。根据我们团队的研究,要素市场的改革能够使中国潜在增长速度提升两到三个百分点。中国TFP贡献程度能不能达到美国60%-80%的水平,实际上取决于我们在关键领域的改革。

未来我们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各种外部挑战,更大的挑战来自于内部利益结构重构,来源于智慧的重新凝练,来源于一些系统性风险的化解。因此,未来五年是我们要把握的关键五年。

(整理自刘元春于2022年12月28日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上的发言,未经本人审定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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